|
第四届鲁迅文学奖（2004—2006年）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
中国新教育风暴
王宏甲
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
一堂“经典教学”课
北京，某校。上课铃声在校园里响出共鸣。
铃声止息，所有的走廊都静悄悄。
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。
这是学校里一个很好的班，学生们已坐得整整齐齐。
今天，英美教育专家要来这个班听课。
他们已经来了，他们听到自己的皮鞋在教学楼宽敞的长廊里发出清晰的声响……陪同前来的还有中方教育部门的领导。
大家坐定，教课的老师走进来了。
同学们起立后坐下，老师侧立于黑板前。他的目光没有去巡视全班同学，而是望向窗外。老师的头上已有不少白发，黑板衬出他侧立的剪影……这时刻，你发现，当学生连窃窃私语都没有时，教室里也并非完全安静。
你还能听到翻动书包的声音，一支笔从谁的手上放到桌面……老师仍然侧立，望着窗外，好像在酝酿什么。就这片刻，你听到，静了，更静了，一切声音都没有了，世界静到连听课的外国专家也仿佛不存在了。
这时，老师转过身来从容说道：“现在开始上课。”
老师语言精练，没有废话。老师教态从容，板书时大家听到粉笔在黑板上行走的声音。板书非常漂亮，极有条理。老师提问，学生回答踊跃，而且答得相当有水平。
老师间或又在黑板上写出若干字。黑板上的字渐渐丰满起来，那字大小不一。有些字，老师大笔一挥划上一个圈，或一个框，或一个大三角，看起来错落有致，鳞次栉比，像一个框架图。
整堂课，老师没有擦一下黑板，也不必学生上去擦黑板。板书上没有多余的字，写上去的就是重点，就是学生该抄到笔记本上去的。老师继续提问，学生解答仍然踊跃，仍然不乏精彩。
整个教学过程非常流畅。最后老师说：“今天要讲的就讲完了，同学们回去做一做课本上的习题，巩固一下。”
铃声响了。
下课。
整堂课无懈可击。
这是一位特级教师，他露出了笑容。
同学们都很高兴。
陪同外国专家听课的中方教育部门的领导也很高兴。
外国专家听了却说不出话来。
“或许他们也很惊叹？等到了会议室再听他们的意见吧！”中方人员想。
到了会议室，我们虚心地请外国同行提意见。
外国同行说话了，他们说：不理解。
我们问：为什么不理解？
他们说：学生都答得很好，看起来学生们都会了，为什么还要上这堂课？
这个问题，把中国同行都问住了。
这问题反映的就是当今欧美教育和中国教育的区别。
欧美教育认为，当老师讲得非常完整、完美、无懈可击时，就把学生探索的过程取代了，而取代了探索的过程，就无异于取消了学习能力的获得。
所以，外国同行说，他们想看中国学生在课堂上是怎么学的，但他们只见老师不见学生，因而认为这不是一堂真正的课，而像是一堂表演课——学生在看老师表演。
可是，教学、教学，在课堂上的45分钟，难道不是老师该教得精彩、精辟吗？学生除了课堂听讲和踊跃回答问题，课外不是还有许多时间去练习和温习吗？
这不仅是中国教师的理念。中国家长都希望孩子能上个好学校，能遇到好老师，不就是看重老师教的水平吗？
“儿子啊，你上课别说话，别做小动作，你得好好听！不好好听，你怎么能学会呢？”所有的家长都这样说。
可是西方教育认为：学生上课就是要说话，要动手，要又说又动，说做并用。
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。到底哪一种好？
不要问上述教师是谁，不要问上述那堂课发生在哪里，从都市到乡村，虽然许多教师还达不到这位特级教师的水平，但此种教育方式在中国无数课堂里反复呈现。
你会不会问：我们这样教，有什么不对吗？
我选择从这堂“经典课”下笔，是想一步就写出，这已经是我们行之已久的认为很高水平的课，但就是这样的课，是需要从根本上变革的。这意味着中国要变教育，有相当广泛的现状要变，有相当艰巨的路程要走。
带着一个谜出发
2003年春，北京市筹划在这年教师节向全市推介一位模范特级教师，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员会邀请我采写。那时我想，北京市有14万中小学教师，200万中小学生，还有10万大学教师和100多万大学生，是中国师生最多的城市，要向全市推介一位特级教师，这是个怎样的教师呢，总不寻常吧！
我想写“中国亟须变教育”蓄日已久，便答应去访问。出发那天，北京市教工委的一位处长开车把我接去石景山访问，我是带着一个谜出发的。
因为北京最负盛名的中学是北京四中和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等。譬如四中，高三8个班400名学生，每年考进北大、清华的约150名左右，考进重点大学的几乎百分之百。这不仅在北京是最拔尖的，在全国也是顶尖的，为什么北京市要推介的模范教师不在四中，却在石景山？
北京人还有个说法：“西城的教师，东城的领导，海淀的家长。”这是说，在北京18个区县中，西城区富有经验的教师多；东城区是北京市委、市政府所在地，领导关注多，校领导水平也高；海淀区有许多家长是教授和科学家。这3个区的高考成绩，其他区县没法儿比。但这位特级教师并不在上述3个区，而是出自石景山区。为什么？
我想，事情出人预料，必有非常之事和非常之人。
小车从一座红屋顶的太阳岛宾馆处转弯，行不久来到了石景山区教工委所在大院。
上楼。那儿的人们都已坐好，这是一个座谈会。我想，我日后要陆续采访的人们，大约有些就在这儿登场了吧。
“这就是王能智老师。”有人向我介绍。
王能智坐在我对面，他就是北京市将向全社会推介的特级教师。今天的书刊都可以登载照片，我就不必描绘他的形象了。他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的地理教研员，一个从青年时就教地理的老教师。为什么是一个地理教师？我心中的谜又添一层。
王能智慈祥地微笑着，我注意到他的微笑并非悠然，好像有一种不安。他的头稍低着，眼睛稍稍上抬。他说话也是这个形态。我在想，他为什么不把头抬高点，这样说话不觉得累吗？多日后，我了解到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，头脑里忽冒出一句话：“低着头做人。”我想王老师此种姿态大约是青年时期养成的习惯。
区教委主任田利跃介绍说：“我们区教工委书记刘国庆，是王能智的弟子。这位吴云老师，也是王能智的学生，她现在是分院教科所副所长，成为王能智的上司了。”
田利跃继续介绍说，还有京源学校副校长曹彦彦、古城中学副校长何巍、实验中学副校长李先平等等，也是王能智的学生……
这好像是个司空见惯的座谈会，大家围着一个椭圆形的大桌子，我一时还分不清谁是谁。王能智也发了言，由于他“著名的谦虚”，我不可能从他的发言中听出多少东西。
王能智所在学院的院长叫张逸民，我注意到了他的发言特别开阔。我还注意到他的发言始终流淌着一种感情，然后我知道他快退休了，那是一种感到还有好多事没做就要回家了的放不下的牵挂。这感情中有一种忧伤，人在忧伤的时刻往往更能窥见真实和说出真实。我不想立刻就进入对王能智的采访，会后先访问了张逸民。
新西兰的阳光
还记得那堂“经典课”让英美同行不理解吧，新西兰某校的一堂课，也让出访的中国教师十分惊讶。
“你想想，他们五年级的一堂课，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：每个篮子里有24块蛋糕，6个篮子里共有多少块蛋糕？”说这话的是张逸民院长。
他说新西兰五年级的学生用各种方式踊跃回答，很有成功感。可是，这不是我们二年级的课吗？他们五年级的学生能答出来，这也值得高兴？像这样有什么高质量？日后，能把学生送到哪儿去？
“我很惊讶！”他说。
这是一个阳光和煦的下午。
我坐在张逸民院长的办公室里与他交谈，阳光落在窗前的一盆绿叶花卉上。张院长的讲述中依然有一种悠远的情思，我在他的讲述中不只看见新西兰的阳光和流云，也仿佛望见了他少年时家乡的某一条小河，山坡上的玉米地，像波浪般摇曳的麦子，远处的山脊，朦胧的绿色和袅袅的炊烟……我能感觉到，他说着新西兰，但他声音的背景里一直有家乡的形象。
他是2003年2月访问新西兰的。那是北京市教育学院组织的一次考察访问，全团18人，他是副团长。
我们的交谈始于我请他谈谈他的新西兰观感。我深信，在一个开放的世界，如果不了解世界正在发生什么，你即使身在中国，也不可能真正认识中国。
“我给你讲讲我在新西兰遇到的3个中国人吧！”
张逸民这样开始。他说第一个名叫李琨，在国内是武汉某大学的女副教授，目前在新西兰打工。
“副教授在新西兰打什么工？”我问。
“比如，她这次被新西兰方面请来当翻译。”
“她不能也找个教师工作吗？”
“不行。她在国内的副教授职称，在新西兰不被承认。新西兰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很规范，就像法官、律师、医生，都要通过专门的职业资格认证。教师的资格认证由新西兰教师协会负责，缺这个认证，任何学校都无权聘请你当教师。”
“那她为什么要到新西兰去打工呢？”
“是呀，我也这样想。”张院长说，“她在国内怎么也是个大学副教授了，为什么呢？”
张逸民这次去访问的接待方是基督城教育学院，该学院就坐落在新西兰南岛东海岸的基督城。新西兰的夏季，最高气温在23度左右，2月正是夏季，气候十分宜人。到新西兰的第一个星期六，他们去海湾观海，李琨也来了，还带来了她的在新西兰也读五年级的女儿。
面对南太平洋的海湾，展望碧海、蓝天、冲浪、沙滩，水天之间翻飞的海鸥，还有海边牵着小狗散步的女士与儿童……看了海湾，去登高鸟瞰基督城全貌，下山去参观占地几近全城一半的一个巨大公园，这个公园真是大得足够惊人啊！
在如此辽阔葱茏的绿色中，满目是精心修剪的草地，各色鲜花和高大挺拔的树木，点缀园中的小景，悠然自得的野鸭，弥漫着青草与鲜花芬芳的空气，尽情享受着假日悠闲的居民……这儿的一切似乎足以使你忘记往日的愁烦，但张逸民还是想起了一个问题，他就问了：
“你为什么选择来新西兰，就因为这里天很蓝，水很绿，景很美？”
“不。”李琨说，“或者说，这是原因之一。”
“那为什么？”
“为了孩子。”
她的女儿此刻也在这绿草和鲜花之中。她叫汪秋安，出访的这批中国教师都很喜欢她，吃饭时把她爱吃的都放到她面前，有时还特地留起来打包，让她带回去。她很快就跟大家熟了，间或也能给大家当个小翻译，爱说爱笑，满脸阳光灿烂。
“为什么说是为了孩子？”
李琨说，你们都夸她，可她在国内可不是这样。孩子出生时是双胞胎，同胞妹妹叫秋康。给她们取名“安康”，就因为她俩出生时体质弱。大约正由于体质弱，上学时她俩在同龄孩子中就渐渐跟不上，此后一直厌学，怎么帮她们也上不去。这样下去，将来在同龄孩子中就要被考试淘汰出局了。
可是，到新西兰后，秋安突然在新西兰的同龄孩子中鹤立鸡群了。起初，秋安和妈妈都觉得，这是由于班上老师讲的那些知识都是秋安在国内早就学过的，所以也不能有什么骄傲。但是，秋安毕竟天天生活在新西兰的同龄孩子中，她确实比别的孩子知道得多，她不断受到老师表扬，久而久之，她确实感到自己不比别的同龄孩子差。这是真实的，确切的。
可是，在国内，她在班上不断受到批评，她的考试成绩也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她，她就是比很多同学笨。这也是真实的。
“秋安，你怎么不会笑？”
她哭了，和妹妹一起哭。
一次次受到批评，一次次失败，把她们童年的笑容消灭了，把她们的自信也消灭了。她们痛哭，哭自己就像是为了失败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。
可是，在新西兰，她还是她，一次次受到表扬，不仅仅是老师的表扬，而且再没有同学说她笨，同学们都对她投以佩服的目光。这是她快乐成长的真正的阳光！
自信心，成功感，一天天在她的心中滋滋地生长，她已经忘记了她“笨”。学习，并不只是书本上那些知识，还有书本之外的许多知识，这一点在新西兰的小学教育中体现得相当充分。比如，新西兰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就有供学生动手去玩去操作的计算机，从城市到乡村都是如此。
自信心的增长使秋安获取书本之外的知识也不逊色。新西兰是英联邦国家，秋安在新西兰的语言环境里很快适应了英语，何况她还有一个曾在国内教英语的妈妈。现在她比起新西兰的同龄孩子，还有会中国汉语的优势，笑容怎能不在她脸上出现？笑容在她的脸上一天天复苏、弥漫，终于笑得这样灿烂！
“她还小，而且缺乏信心，我们在新西兰没有任何亲戚，如果让她自己到新西兰来上学是不现实的。为了孩子，我只好放弃在国内的工作。”妈妈说。
一个母亲，为了孩子，放弃了自己在祖国的事业……现在，这个故事是这样强烈地打进了张逸民院长的视听。
“你的另一个女儿呢？”
“秋康还在国内，跟她爸爸。”
“她爸爸也是搞教育的吗？”
“是个中校军官，搞通信的。”
李琨接着说，秋康在国内还是厌学，秋安已经变得非常爱学，姐妹俩已经是大不相同的两个人了。现在她爸爸正准备复员，然后带秋康也来新西兰。
“打算移民吗？”
“至少在孩子长大之前，我们不可能回国去发展。是不是彻底移民新西兰，将来再看。”目前李琨一边打工以支持生活，一边在坎特伯雷大学读一个学位，目的是争取日后通过认证进入新西兰教师队伍。
新西兰迷人的海湾，世外桃源般的巨大公园，身后的祖国，还有同行李琨和她女儿的故事，都在张逸民的脑海里如太平洋的海浪那样翻腾……今天，我国出国留学的“童子军”，何止是这位从事教育的同行的女儿呢！
2002年，我国有小学45.69万所，在校生1.215亿人，小学净入学率为98.58%，小学教师577.89万人。加上中学与大学，全国有各类学校117万所，在校生3.18亿人。此外还有幼儿园11.18万所，在园幼儿2036万人，教育规模为世界之最，办好中国的教育，实在是一个伟大的事业。
今天，我们已经不能一般地探讨小学生出国留学是否合适，也不能一般地关注中国适龄儿童的入学率，秋安姐妹在国内并不是没有书读，难道我们不能在我们心爱的祖国创造出适合她们学习的环境？
“我说这些，你有兴趣听吗？”张院长问。
“有啊！”我说。
“听我讲完另两个人的故事，你会更理解，王能智老师在国内的教学环境里，让那些厌学的孩子变得乐学，该多么可贵。”
两种世界
张院长讲的第二个人是为他们考察团开车的司机。
他说，又一个周六，我们去南岛北部的小镇埃克罗瓦观光，他为我们开车。起初，我根本想不到他在北京是国家计委的干部，在北京工作了十多年，现在一家三口都在新西兰，他受雇于一个车行，在这里打工。
这也是个难忘的周六。一路行去，风光绮丽，田园、山、海、树，会让你想到西方人为什么喜欢油画，大自然就是最好的美术教师。埃克罗瓦小镇与大自然融为一体，随处可见悠然长椅和享受阳光的人们。这位司机成为我们最好的导游，我没记住他的名字，在游玩时我问他：
“来新西兰能赚大钱吗？”
“谈何容易。”他笑道。
“那你为什么选择来新西兰？”
“付出简单劳动，过着平和生活。”
“你不到40岁吧，打算就这样过下去？”
他沉默了一下，说：“为了孩子吧。”
又一个“为了孩子”！
张院长继续问下去，得知他的孩子在国内也是厌学，到新西兰后，从厌学到乐学，从不自信到自信。是孩子的变化坚定了他们在新西兰住下去的决心，他说：“这不是我的选择，是孩子的选择。”
“我们这一代人，在新中国长大。应该说，学校给我们的教育，还是使我们比较注重人生要有自己的事业。但现在这两个故事都让我看到，中国的父母，为了孩子可以舍弃很多。”张院长说这位司机的故事与李琨相似，我就不多说了，接着说第三个人。
他是台湾人，就是刚才说的那位司机的车行老板。3月，我们结束考察的前夕，在南岛有一次长途旅游，他亲自来为我们开车。
我们沿南岛西海岸一路南行，时而留步，观赏一望无际的南太平洋壮丽风光。海天一色，沙滩金黄，礁石嶙峋，碧水拍岸。海豹群聚，海鸥云集，游客以食物相邀。观鲸处，直升机载客临洋鸟瞰，逆戟鲸破浪摆尾，那景色，美是真美。
这次出行有三天时间，我有机会与他交谈，得知他祖籍浙江，父亲那一代去了台湾。父亲依然怀念大陆，给几个儿子取的名都是浙江的地名，他的名字就叫永康。
张院长对他说，既然思念大陆，现在大陆开放，政策优惠，你为什么不去大陆发展？那台湾人说，我看好这里。
“看好这里的自然环境？”
“人际环境也好。”
“怎么好？”
“人际关系简单。没有窝里斗。”
“台湾也窝里斗吗？”
“有啊！”
“就因为这些因素？”
“还有教育好。”
又谈到了教育。
张院长说，我问他怎么个好法，我说大陆教育也棒，特别是基础教育，台湾也不错。我举了新西兰小学五年级那个“蛋糕题”，我说这差我们太远了。我想听听这位声称新西兰教育好的车行老板怎么说。随后我发现，他对我提出质疑的那个十分简单的“蛋糕题”完全不以为然。
“你们清华、北大进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了吗？”
“我不清楚。但我知道，他们提出要为‘建世界一流的名校而奋斗’。不管怎么说，清华、北大很棒。”
“但没有新西兰达尼丁市的奥塔哥大学棒。”
“何以见得？”
“那儿医学院毕业的学生，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。搞生物工程的学生还没毕业，英国、美国的企业就到那儿争着预定毕业生去了。”
张院长说，这位车行老板是从学生最后的出路看新西兰教育。他的话，令我想起了一句做买卖的话：“人唤人千声不语，货唤人点手就来。”就是说，你说你的教育好，讲了一千遍，人家可能没反应，可是你培养出来的学生，到处都抢手，不用你吆喝，人家就奔你来了。
写到这儿，我想请你将目光再返回中国来看一下我们的身边。有位北京中学的女教师告诉我，我就给你讲讲我儿子周六、周日的时间表吧！
“我的儿子读五年级。周六上午，我一早送他去一个加强班学数学和英语，时间是8点30分到12点。”
“这几个小时，你在哪儿呢？”
“在外面等啊！”
“你一直在外面等？”
“是呀！他12点下课，下午2点还要赶到另一个地点去上课。他一出来，我带他到附近饭店吃点儿东西，接着就赶到另一个班去。”
我这才想起她此时的身份是母亲。国家提出要给学生“减负”，学校不能再用周六、周日给学生补课了，社会上各种班就应运而生。国家倡导“素质教育”，雨后春笋般设在双休日的班也称“素质班”。上课的当然还是老师，只是另有人组织，向社会招收各年级的学生，用北京人的话说：“火极了！”
“你儿子下午上什么课呢？”我接着问。
“还上数学和英语。”
“上到几点？”
“2点到5点。”
我以为这一天的课就该结束了，可是这位母亲告诉我：“还有呢！”
还是在附近的饭店吃点东西，店里多是母亲带着孩子。然后，这位当教师的母亲继续带着儿子到钢琴城学钢琴，每次学钢琴一小时，交学费90元。
“星期日上午，”她继续说，“我儿子睡觉和写作业。下午上‘家教’，还学数学。一小时，一对一，一百元。”
接着又开始了周一到周五的“学校的战争”。
他才读小学五年级。
我说你也是教师，你干吗呀，不怕把孩子压垮了？
她说我也心疼儿子，知道他很累很苦，知道该素质教育，可是将来中考、高考，那考分跟你没商量。
我说现在考试不是也在朝考察素质的方向改吗？
她说改是在改，但是竞争就是这么激烈，而且“应试”的成分还是很大。我儿子上的那些班，你去看看，周六、周日，家长们等在外面，就像中考、高考等接孩子那样人头攒动。
我说，像你这样给孩子加课，付出的经济代价，穷人的孩子可上不起啊！
她说，我们也不富。在外面等孩子，家长们就说，现在竞争这么激烈，光靠孩子自己在校努力哪成？要把孩子培养成才，你就要舍得给孩子买三张门票。
我问，哪三张门票？
她说，你呀，真是……家里没小学生了吧！都知识经济时代了，第一张门票就是要舍得花钱强化孩子的知识，争取上个好初中，这个台阶非常重要！第二张门票是“中考”，第三张门票是“高考”。你的孩子要是入不了那个门儿，就没戏了。
“我这才买第一张门票，怎么办呢？省吃俭用吧！”
自信心比知识更重要
至此可见，新西兰五年级的那个“蛋糕题”同我们五年级孩子承受的学习重量，已是多么强烈的对照。
所以张院长会感到惊讶，会认定我们五年级孩子学到的知识肯定比他们多，会觉得我们的基础教育有质量，而怀疑他们那样的教学将来能把学生送到哪儿去。
现在，张院长说，那位来自台湾的车行老板讲的奥塔哥大学，我还不大了解，但我们在新西兰考察三周多的时间，有一点已经不必怀疑，就是他们小学五年级那个“蛋糕题”，并没有妨碍他们的学生最后成为世界上受欢迎的学生，高质量的学生。
这样，我们就不能不想想，我们的基础教育，是否有必要让学生承受那么大的学习重量，这结果是什么呢？
张院长说：“有一句话，我并不想说，但我们在新西兰感受到了，我们在海滩上就说过，说我们在干什么呢？我们是在辛辛苦苦、认认真真地制造大量厌学的学生，大量在高难度的压力下，自信心起不来的学生。”
写到这儿，我还想起另一位老师对我说：“我们的学生小时候可能还有海阔天空，我们培养了十多年，他们或者高考落第，或者进入大学，一个个像豆芽菜似的。”
我问：“豆芽菜，什么意思？”
“个子高了，戴着眼镜，自信心不强。”他接着说，美国、英国那些学生，别看他们少年时学得不深，但一个个信心十足，到20岁以后就像猛虎出山，扑向世界。
对方还告诉我，“豆芽菜似的”，不仅用来比喻我们的一些高中生和大学生，我国人才市场对那些高分低能的大学毕业生也有这个说法。
张院长也说：“每个孩子经历的一次次受挫和失败，都是很痛苦的。这些痛苦甚至会成为伴随他们一生的阴影，影响到成年的生活。”
在张院长的讲述中，我注意到他多次感慨地、强烈地使用一个词“阳光灿烂”。他一再说：“在新西兰，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公园，到处看到他们的孩子阳光灿烂！”
他还说：“他们的学生特爱学。我们的学生是在各种压力下被迫学。我们的老师付出很多，学生付出很多，家长付出很多，我们应该特棒才对。可是不是。为什么呢？”
我想我已经看到了：对于成长中的孩子，如何保证他获得自信心和成功感，比他获得多少知识都重要！
这是个春天的下午，京西的太阳已经从屋外斜照进来，暖暖地照耀着张院长的办公室。这阳光可能令我们想起一生中8岁或者18岁的某个早晨或黄昏……能这样坐下来探讨一些问题，令我感到仿佛有一条人生的河流在我们心中波光闪闪地奔流。
接下来我讲到中国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、物理等项竞赛，屡屡获得最多金牌。他说：“是的，从前我也一直以此作为我们基础教育很棒的一个证据，引为骄傲。”
我说：“现在我也看到了，这与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课程学得深，欧美学生学得浅有关系。”
他说：“如果有人组织小学生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，中国儿童恐怕要囊括所有的奖牌。可是，包括这些最拔尖儿的中国孩子在内，在他们成年后，为什么还没有产生一个获诺贝尔奖的呢？”
正螺旋？负螺旋？
我想起一个问题：我们的教育也培养了不少充满自信、非常好学，而且终于相当杰出的人才。这些学业优异者、成功者，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下是如何冒出来的呢？
我的提问引起了张院长对自己学生时代的回顾。他说我算不上人才，也算不上成功者，但我从中学以后就是成绩非常好的学生，我的进步得益于遇到一位好老师。
老师叫潘翔久，是语文老师，文学功底深厚，书画都非常好，讲课特棒。我至今记得他讲苏东坡的一首《浣溪沙》，说着说着就在黑板上画出了小桥、流水、白马、行云……就一根粉笔，线条非常洗练，形象优美、传神，我们很快都进入了那意境，不知不觉就下课了，我们都感到没听够。下课就钻到苏东坡那些词句里去体会，感到中国古代诗词真是美极了，那不仅仅是语文，我们体会到了境界和情操。
那是1956年，我读初二，我父亲被调去建设官厅水库，那是当时著名的水库建设，我们的家搬到水库工地去了，我就住校，在北京一中。这年暑假，我回家，看官厅水库雄伟的大坝，红旗招展，看长城烽火台，看闸水时小河里鱼儿扑通扑通地跳，大人小孩都到小河里去抓鱼……回来我写了一篇散文，那是暑假作业。潘老师看了后写了一段批语，我至今记得：
本文语言优美，情感真挚，层次分明，有条不紊。初中生能写此文，殊属不易。
就这么些字，我当时很激动，因为这是潘老师写的，我们对潘老师都非常崇拜。更大的鼓励还是几天后，我们同住一个楼的高三的学生告诉我——那时初中生住校就我一个人，我和高中生住在一起——他们说，潘老师把你的作文给我们看了，要我们向你学习呢！
我当时受到的那种鼓励，不是几句话能说清的。那以后，我每天去图书馆借书看，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，还有各国的一些小说，包括民间故事，我都是那几年看的。都说“刻苦读书”，我那时一点苦的感觉都没有，读什么学什么，都其乐无穷。
到高中，我遇到了一位汪老师，人称“汪三角”，他的“三角”讲得太棒了。他对我的表扬又激起了我对数学、几何的浓厚兴趣，我最后上大学学的是数学。汪老师在我们上高三时突然去世了，是遭遇车祸。我们许多同学都哭了。一个老师被学生深深爱戴，情感是非常真挚的。
张院长说，现在学生的压力，说到底是考试的压力悬在头顶，因为它决定着你未来能踏上哪一级台阶。我回顾，我那时特别愿意考试，一考就能考好，一好就受表扬，就有成功感。一次次强化成功感，一次次成功又强化了自信心，这样，这个学生就进入了一个学习的“正螺旋状态”，这就是上升的状态，就步入了成功的轨道。
反之，一个学生遇到困难和挫折，不被理解，总是遭到嘲笑和批评，那一次又一次地经历挫折，对自信心、对学习兴趣都是打击。一次次打击，就必然造成厌学，必然没有自信，就步入了一个“负螺旋状态”，这就是下降的状态，就会产生失败的学生。
接下来我问：以往那些成绩很好的学生，大约有哪些因素？我的问题也引起了张院长的兴趣，于是我们共同探讨，感觉大约有这样几类：
一是家境贫穷的学生。在我多年采访中，我看到相当多做出突出成就的人士生长于农村。他们家乡的教学环境并不优越，但穷则思变，读书成为他们迫切需要抓住的一条出路。他们由于入学之初特别用功而获得好成绩，从此成为老师表扬的对象，在一次次成功中进入了正螺旋状态。
二是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，家庭成分有些问题的学生。他们知道，如果自己不特别努力，就没有机会。由于努力，在学习上成为班上的尖子，也成为老师表扬的对象，在学习上获得自信心，从而进入正螺旋状态。
三是父母有殷切期望，教育得法，孩子也肯主动努力。他们入学之初取得好成绩，屡受老师、家长表扬，被送上正螺旋状态。
四是在学习的某个阶段，由于某种机缘对学习发生兴趣而获得好成绩的学生。他们从此受到表扬激励，这又加强了他的发展。这其中最常见的“机缘”是遇到好老师。老师发现了他的闪光点，学生受到鼓励，重新认识自己、发现自己，由此萌发学习兴趣，进入正螺旋状态。
当然，并不是所有家境贫穷、家庭成分有问题和父母有殷切期望的孩子都能进入正螺旋状态。成功的学生往往有其共同点：在学习的早期阶段，因成绩处于班上的领先地位，被表扬被激励，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和成功的乐趣，终于走向成功。
小秋安在国内的班上已毫无领先优势，而是被批评的对象了，怎么办？只好到新西兰去，在那样的“蛋糕题”面前，小秋安的领先地位体现出来了，她的自信心得以重建，于是进入了正螺旋状态。
秋安的领先地位对新西兰的孩子有没有压力呢？没有。因为新西兰老师的教学，孩子们都能承受。他们是在宽松的快乐的教学中，专心致志地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成功感，这是符合少年儿童成长规律的。
张院长说，我们在新西兰，到处看到他们的中小学老师和颜悦色，总把鼓励的语言挂在嘴上。大学教授则常常是在与学生“商量”中教学。他们的举止言谈很自然地体现在他们的职业行为中，这就是教育的境界了。
张逸民院长还告诉我：“我们石景山原古城五中的校长王槐树，他还当过石景山教委教育督导室的督学，他的外甥已经到了上一年级的年龄，但他坚决不让外甥上一年级，而让他在幼儿园再学一年。这就是想透了的明白人。这是宁可推迟一年，也要让孩子在上一年级时处于领先状态。”
我与儿子
我也是个父亲，每想到自己曾给孩子造成的损失，都非常愧疚。因为有些损失是自己“觉悟”后无法再弥补给孩子的。现在我也把自己和孩子的一段经历写出来，若能对更多的年轻父母——日后不重犯我的错误——有所启示，也算是有点益处吧。
和许多父母一样，我们也“望子成龙”。在他还只会哭的时代，我的月薪不到100元，但我和妻子买了一台700元的SONY收录机，注重用音乐去开发他的大脑。
他哭了，我们打开收录机放音乐，发现他停下哭泣，转过头来寻找声音……SONY收录机的音量指示灯五颜六色，很有节奏地闪烁着，像在跳舞。孩子爬向收录机，去摸那平面的闪烁的灯光，在那里又看又听，眼睛黑亮黑亮，忘记了哭。
我们很高兴，孩子对音乐、对灯光的色彩都有感觉。我们很在意他周岁之前是不是能说话，总是充满信心地用吐字清楚的简洁的语言跟他说话。孩子不满一岁，果然会叫“妈妈”、“爸爸”，会说简单的话了，说明他“天资”不差，这对我们是个很大的鼓舞。
中国许多家长头脑里都有过“神童梦”。那“神童”是什么概念？就是前人一再说过的，谁谁四岁能背诗，七八岁能赋诗云云。我们也加入了让孩子学背诗、学数数的行列。孩子三岁去看外婆，就能给外婆背“床前明月光”了，我们窃喜，这不是比前人说的谁四岁能背诗还早吗？
五岁半孩子在幼儿园读完“中班”，我们没让他上“大班”，找熟人“走后门”，让孩子进了县城最好的一所小学读一年级。
第一学期下来，孩子《语文》《数学》的期末考试都得了100分。我们觉得：行！
第二个学期有问题了。孩子有点落后，作业经常被罚，错一个字罚写30遍，30个同样的字，29个对了，有一个字落了一个点，再罚50遍……痛苦的童年开始了，经常承受被罚到深夜十一二点。我们知道孩子的脑子关闭了，他已经是在机械地动作，这有什么意义？
我们也单独跟老师交换过意见，老师说“意义在于培养他要认真”，错一个点就是错，将来考试就上不去，现在不让他养成认真的习惯就不行！
好吧，我们配合培养他“认真”。但孩子被罚50遍，落笔画的地方更多了，不得不由我们认真地来给孩子检查作业，以免他再次被罚。
老师又反映他上课打瞌睡，反映他动作总是比别人慢，就连下课放学了，把笔收进笔盒、把课本放进书包这些动作都比别人慢。考试答不完，也不知他磨蹭什么。到了二年级，毛病更多了，经常被罚扫地。
那时我到北京上学，其间回家一趟，妻对我说，老师说他不傻，要是傻我们就由他去了。有的题目比较难的，别人不会，他会，这哪是傻呢？他就是上课爱说话，要么走神，作业不该错的地方老出错……你知道老师现在怎么罚他吗？让他上课站在教室最后，面对着墙壁听课。
我说，那还怎么听课？
妻说，老师说那叫面壁，看你还跟谁说话。
妻又说，你平时也没时间教育儿子，我什么话都对他说了，你跟他说说吧！
那天黄昏，我去学校接儿子。学校已经放学，他的班上尘土飞扬，几个学生正在扫地，我看到了儿子，问：今天是轮到你扫地，还是被罚？
他说，我没被罚扫地，也没轮到扫地。
我说，那你为什么还不回家，在这里吃灰尘。
他说，黑板上的作业还没抄完。
我说，其他同学都走了，你怎么还没抄完？
扫地的同学告诉我，说他上课的时候被老师罚面壁，其他同学上课时就把作业抄完了，他只能下课抄。
我用自行车把儿子带回家，当晚给他说了许多话，包括说我小时候，为了看“小人书”一分钱一分钱地攒，攒够了就去买“小人书”，用了很多年才把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岳飞传》那些连环画基本看完。后来“文革”，我的100多本“小人书”都被烧了。再后来，你刚出生，我就把这些连环画又都买齐了，本指望你完成功课后就可以补充这些对你将来非常有用的知识。可到今天，你摸过这些书吗？我现在已不指望你读它了，你就把课本上的知识管好，还不行吗？
就在我这次回家的几天时间，他仍因上课说话被罚面壁，放学也不马上回家，跟几个学习不好的同学到学校的后山上去玩，玩到星星满天了才回家。一天晚上，我打了他。用家乡竹子上掰下来很细的分枝，打了不伤筋骨会伤皮肉。我让他自己把手伸出来，他伸出来了，我抽下去，他疼得把手缩回去。我粗暴地喊：伸出来！他再伸出来，我再抽下去……我是使劲抽，他再缩回去，我再喊，再抽，鲜血在他的手掌上出现了，他哭得发抖……我停止了。
这时，我似乎感觉到自己不对，但我仍对他怒道：“今天你也不要做作业了，玩吧！你就跟我们一起看电视，来，看电视！”
这时不让他做作业，也是一种惩罚。我把他扯到沙发上一扔，“你就坐这里看！”孩子不敢不听，也不敢哭，就坐那里。
我们真看电视。他母亲也不说话。这天电视上播个什么电视剧我记不得，但记得电视剧里有个人物很不争气，而且经常被人欺负，孩子突然小声地说了一句：“真窝囊！”
我顿觉有一条鞭子抽在我心上，惭愧、后悔、心的疼痛，像决堤的水涌来涌来……火车载着我再次离开故乡前往北京，我对儿子的粗暴，令我愧痛得无法描述，那是我终身也无法忘记的。
任何时候，想起他那句“真窝囊”，我都会闭上眼睛……那天夜里，儿子冒出那句“真窝囊”时，我注意到儿子并没有对我怀恨。是儿子已经原谅我了？不，儿子的心中压根儿就没有恨，也没有“原谅”这样的意识，他在被我打的时刻和被打之后，最担心的就是怕我不爱他了……这件事情会让我愧疚一生，我的粗暴和施虐是不可原谅的。在这件事中，我看到了自己人性中有一种“恶狠狠”的丑恶而残暴的东西！我凭什么这样对待儿子，就因为我是他的父亲？我意识到了所谓“家长式”在我们许多人的灵魂中都渗透得多么深！它是我们社会中不平等、不文明、不民主等现象的家庭基础，是个人身上就存在的劣习劣根。
今天我已能认识到，我在儿子刚刚出生就为他准备好了许多“小人书”，也是我犯的一个错误。我自己少年时一点一点地把零钱积起来去买书，“连环画”好比“连续剧”，是有悬念、有巨大吸引力的，我看完一本，没了，就想听“下回分解”，于是就有很大的兴趣去寻找。再得到一本新的，那阅读真的是“如饥似渴”，这整个过程是去获取见识、了解未知的过程。可是，我把一切都给孩子准备好了，就消灭了他去获取的兴趣。
类似的例子还见于一位女教师给我讲的一个故事：有个初一女生自己攒钱想买一部《哈利·波特》，快攒够了，碰到了她的生日，母亲把《哈利·波特》买回来了，作为送给她的生日礼物。没想到女儿顿时眼泪掉下来，不是感谢，而是说：“没劲透了！”
从此拒绝看《哈利·波特》。
别人听了都说，你看你，自己没花钱，又得到了你想要的《哈利·波特》，这多合适呀！
可孩子不是这么想的。这个世界能给予她发挥一点主动性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，好不容易有一本自己想要的书，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，而且为此准备了很久，就要成功了，突然，母亲消灭了她的愿望。
再说我的儿子读到三年级，成绩是班上中下水平。他虽然各科成绩都没有不及格，可以升四年级，但我们意识到不能让他接着读四年级了，只好选择让他再读一年三年级。又考虑到不能在原校重读，于是再找关系，把他转到了离家较近的另一所小学重读三年级。
我们鼓励他：没关系，充满信心，从头再来！
但不久，我们发现，过去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。他自己从未说过不想读书，但重读他读过的课本，在他心灵深处引不起热情和兴趣，“厌学”在他的精神深处已被“培养”成熟了。重读，他也只是中等水平。
这是他的童年。
“文革”十年，最大的损失恐怕是教育的损失。“文革”后，千千万万的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是空前的，数不清的爷爷奶奶也在灯下盯着小孙子读书。老师辛辛苦苦，家长辛辛苦苦，孩子呢？有人问：当今中国社会最辛苦的是谁？
都说：我们的孩子。
不是吗？每天清晨，他们匆匆忙忙骑着自行车冲出院子赶去上学……晚上，家长在看电视，孩子在灯下紧张地做作业……大家都非常辛苦，非常用心。可我们的教育方式，常常表现为老师和家长配合着，在辛辛苦苦、兢兢业业地构成对孩子成长的压迫和摧残。
1992年，我调进北京，第二年全家迁到了北京。我向我并不认识的海淀区育英中学校长求助，感谢她接收了我的孩子进入育英中学。初中三年，孩子还当了三年班长。但在初三，我的孩子在中考模拟考试时成绩落到班上后五名，远落在海淀历年的中考录取分数线之下，在短时间里他还能出现跃升几十分的奇迹吗？如果不能，他将进不了高中了。怎么办？
我与他去散步，在大草坪上走了不知多少圈。那时我除了鼓励他，还能做什么？我怎样才能让他有信心呢？我没招了，给他讲打仗，我说毛主席说，战争的首要任务是保存自己。人生在最艰难的时候，就不要考虑能有多高的成绩了，但可以考虑下限，下限就是“名落孙山”那个孙山。孙山是考取的最后一名，你的目标就是那最后一名，能考个北京全市够上高中的那最后一名就是你的胜利，真正的胜利！
我说这看起来像个惊险动作，能做到这个惊险动作，也是很鼓舞人心值得一拼的。考上了就赢得未来高中的三年时间，然后再争取，你看行吗？
儿子说：“爸，我会！”
这一年，他15岁了。
我知道，让他五岁半上小学一年级，这事实上让孩子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。我们已经无法让他再回到7岁去从头开始。在孩子成长的岁月，由于我们的错误给他造成的损失，不是他的考分多少能衡量的。未来的岁月，仍有许多压力在等待他，而童年成长期的损失，很难弥补给他了。
我与张逸民院长的交谈持续到黄昏，我与他告别。
他已知我想写一本关于教育的书，在我临走前对我说：“我这个笔记本电脑里有许多在新西兰拍的照片，你要是有兴趣，可以拿回去看看。那些新西兰的孩子，你看看，不论在教室、在街头，总是笑得阳光灿烂。那是童年，真正幸福的童年和少年！”
我说，那我就背回去看了。
他说，你还可以去访问一些中学生，听听他们怎么说。
我说，好吧！
相关思索——把孩子从负螺旋状态解放出来
这个春天，我获得一个印象深刻的“正螺旋”和“负螺旋”概念，以为用此了解并帮助自己的孩子，有举足轻重的意义，所以想写出来与大家共鉴。
假如孩子已处在“负螺旋状态”，请立刻停止对孩子的批评、挖苦和苛责，否则无异于迫害！否则不论你多么爱孩子，都换不来孩子的“觉悟”，因为你自己就在误区。
因为此时继续给孩子加压，就是往“负螺旋”方向使劲，把孩子往向下的方向推，那就是在制造失败。这时需要立刻着手寻找往“正螺旋”方向推助的用力点。
“是赞扬和鼓励吗？”有位当编辑的母亲说，“不是没有鼓励和表扬，常常有一点进步就使劲表扬了，有时孩子也会保持一段，但转眼间还是厌学，要不说说他，他马上就不行了，怎么办呀？”
我想，了解了“正负螺旋”两种状态，还该牢牢记住，“自信心”和“成功感”是促成孩子进入正螺旋状态必不可少的两样东西。
“自信心”很难通过高高在上的表扬使孩子获得。如果孩子已处于负螺旋状态，就好比掉在一个坑里，他已经非常困难了，你站在坑上表扬他是没有用的。你也要跳到坑里去，就是说要去学会理解他的困难和痛苦，要找到和他的“共同体验”和“共同语言”，才可能找到帮助他的有效办法，否则他就很难上来。
“成功感”更是孩子自身的体验，没人能代替他体验，但可以为他创造条件去获得成功的体验。总拿高标准去要求他，他达不到就没有成功感可言。你降低难度，他达到了，成功的体验就在他身心产生。不要说低难度没用，请记住新西兰五年级那个“蛋糕题”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世界一流的学生。这里面其实是有哲学的，不仅仅是对待成长中的孩子，当你用一个过高的标准去要求对方时，可能适得其反。我们曾经用“共产主义”的高标准来要求一个生产力水平尚低的社会群体，其结果是付出沉重代价的。
成功的体验不一定只在读书。我的孩子曾在初一的寒假提出要独自回故乡看外公外婆，我们支持了他。他一个人行程数千里在某个清晨去敲外婆的门，让外婆猛一惊喜，孩子获得了一次非常快乐的成功体验。
没有成功感，就没有自信心。深刻的成功感，即使在孩子遭遇失败时也会对孩子以持续的支持，这比你的表扬更可靠。所以“成功感”是“自信心”的基础。在“自信心”和“成功感”下面更深一层，还有一个要素叫“求知欲”。每个孩子天生就有求知欲，失去自信心和成功感，就会损害到“求知欲”，这就损害到深层。“求知欲”受损的表现就是“厌学”。
人生的求知欲是本，知识为末。伤害了学习的欲望，造成厌学，便是舍本逐末，以末害本。
过早地把孩子送进学校（至今是许多父母的做法），目的是想让孩子早一点去获取知识，以为“先下手为强”，其实让自己的孩子小别的孩子一岁甚至两岁去上学，并非优势而是劣势，让孩子处于劣势就难有自信，此后会一直处于艰难中成长。缺乏自信，世上万种信息、千种机会就在眼前也会不知获取，所以仅因“过早上学”这一步之错，也可能贻误终生。
所以，关注孩子处于哪种状态比盯“分数”重要。孩子厌学就是处于负螺旋状态，那就不只是成绩处于下降趋势，而是日子虽在延伸，人生却困在岁月中没有成长。若不发生逆转，就会真正“没戏”。父母的努力就是要全力以赴帮助他走出“负螺旋”。孩子一旦进入正螺旋状态，那就是上升的趋势，成长的状态，他就会自己向着天空、向着阳光枝繁叶茂地成长。
初三的压力比高三更大
压力，压力，还是压力
访问了张逸民院长后，我去访问了京源学校。
它坐落在石景山鲁谷开发区，是王能智老师的“实验田”之一。这是一所集婴幼园、小学、初中和高中于一体的寄宿学校，1996年建立。
当年开学不久，有学生跳起来在崭新的白墙上踩了一个鞋印，校长和书记做出一个决定：全校学生排队去参观那个“鞋印”。
于是有家长来信说，学校的任务是让孩子学习好，你们组织参观那个鞋印也就行了，还组织讨论，那不是占了学习时间吗？甚至问：“你们是学校还是党校？”
学校让学生每个星期一做大扫除，有的学生弄脏了衣裳，鞋也湿了。又有家长来信问：“孩子在你们学校，是学生还是清洁工？”
学校开展“双语教学”，就是也用英语讲课，有家长来信说：不要这么教，因为用英语讲不如用汉语讲得透彻，这么讲将来是会影响高考的。
在京源学校，我认识的第一人就是在前面那个座谈会上已经见到的曹彦彦。某天上午，在她的办公室，我们再次见面。
下课铃声一响，她的办公室就来了许多学生，总围在她那台电脑旁……这时刻她的办公室实在不像个副校长办公室。曹彦彦并不在意，好像早就习惯了。
她大约是北京市最年轻的副校长之一，1971年出生，内蒙古呼和浩特人，母亲也是教师。1993年她22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，到北京石景山某中学教地理后认王能智为师，29岁任京源学校副校长。
她的办公室依然人进人出。她刚才说到家长们参与意识都很强，对我们教学的一举一动监督得很厉害，现在她接着说：
“孩子还在小学一年级，家长们都高瞻远瞩地看到了高考。每个家长都关心孩子当前的考分，我们每个学期结束也发分数条，好像教育的成果最后就体现在分数条最后一栏的总分上。
“你们学校有厌学的孩子吗？”我问。
“有。压力对学生、对老师都普遍存在。”
“你是说压力与厌学有关？”
“这好像不单单是我们教育领域的问题。家长下岗，邻居某个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，都会让初中生感到压力。压力对学生好像无孔不入，单靠我们来改变，很难很难。”
曹彦彦还说，有位母亲讲，当你听说清华、北大的学生还没毕业用人单位就预订了，可从一般的大学毕业，到人才市场还没开口，人家一个牌子立那里，叫你“免谈”，你啥感觉？现在你不使劲督促孩子，他还小，知道什么？等知道就晚了。不是说“少小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”吗？于是，家长们感到督促孩子不够，就督促学校。
上课铃声响了，学生们又潮水般地退走了……望着静下来的办公室，我说，我想接触一下你们的初中生。
她说，好呀！
考砸了为什么不回家
学生的压力，最集中地体现在初三和高三。
在描述具体的学生之前，我想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他们的学业背景。
我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，方针是要力争让学生至少读到初三。如果考不上高中，初三就是孩子一生中重大的分界线。初三毕业能不能考上一个好高中，又是孩子和家长们力争的制高点。
发达国家实行的基本上是12年义务教育。为了让我国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中多学到知识，我国从小学到初中阶段都增加了学习内容。有句话说：“我们是用9年对付发达国家的12年。”这样，我国初中生的学习任务就比发达国家的同龄孩子重。
压力不仅仅来自学习任务。2002年，我国共有初中6.56万所，初中教师346.77万人，在校生6687.43万人，初中毕业生升学率是58.3%，这意味着有41.7%的初中毕业生被淘汰。一个孩子要是没读到高中，哪个家长不操心呢？
由于他们还只有十四五岁，由于初三是孩子第一次面对自己人生的挑战，他们承受的压力，比高三的孩子更大。
现在，我见到了一群初三的孩子。
从表面上看，我很难描述他们是活泼还是比较拘谨。有个初三的男孩说话了，他说：“我吃饭有压力，上课有压力，下课聊天还有压力，做梦都是紧张的场面，压力无处不在。”
我问：“为什么下课聊天也有压力？”
他说：“比如我妈就反对我看流行音乐杂志。”
我问：“这跟下课聊天有什么关系？”
“有关系呀！”他说，“我其实并不喜欢流行音乐，但我买了很多流行音乐杂志，比如《大嘴鳄鱼》啦，《流行乐坛》啦，我每期都认真看。”
“不喜欢，干吗还认真看？”
“为了聊天时和同学有话说。如果别人说起来我什么都不懂，就没人愿意和我聊天了。”
这下我听明白了。我想家长一定会说，不和你聊天有什么关系？把聊天的时间用于学习不是更好吗？
可是孩子需要聊天，而且很在意聊天。
有个女孩在一次模拟考试成绩出来后，因分数掉下来一大截，到晚上9点了还没回家。家长在晚上7点找到学校，找到老师，老师说早放学了，没留下任何学生。一问模拟成绩，知道不好。那么女儿到哪儿去呢？
老师、家长都打电话问平常跟她要好的同学。
回答都说：“没看见。”
同学也紧张了，帮助往所有同学家中挂电话。
都说没看见。大家都紧张了。
家长发动亲朋好友开着车满京城找，见到网吧、游乐场所都不放过。仍然没有。
11点了。家里就留个奶奶守电话。电话铃响，奶奶跳起来，接听，是儿子的声音：“妈，有消息吗？”
老母亲反问：“你那儿有消息吗？”
“有消息我还问您吗？”
做父亲的决定报派出所。在派出所，父亲的手机响了，接听，没声，问：“谁呀，有消息吗？”
“爸，是我。”女儿的声音。
“你在哪儿？”
“在家，你们干吗呀！”
“你没事吧？”
“还活着。”
“没事吧？”
“没事！”
“你上哪儿去了？”
“跟同学聊天。”
“瞎说，你的同学我们全问过了。”
“跟小学同学聊天。”
“小学同学？”父亲很困惑，“谁呀？”
女儿说了个名字，是她小学时候的好朋友，已经很久没联系了。父亲一边往家赶，一边给还在京城四处寻找的亲朋好友打手机，说别找了，回家了。
回到家，父母问女儿吃饭了吗？
吃了。
在哪儿吃的？
麦当劳。
两个小学时候的朋友就在那儿一边喝饮料，一边望着麦当劳的灯光聊天。夜色很美，她们的心里很茫然……家长感到不可理解，说你考砸了，不赶快回家抓紧复习，还有时间去聊天？
“天哪，谁来理解我们？”说这话的女生脸上并没有痛苦状，好像是一句玩笑。其实，含笑的痛苦，真的是父母所不理解的痛苦。找小学同学聊天，那是怀念小学时候的生活。虽然小学也很紧张，但毕竟不像中学。找小学同学聊天，是对中考感到恐惧，是因为心中有不被大人们理解的孤独。
“小学太可爱了，中学太可怕了！”她说。
不想回家，还因为回家父母就问：“考得怎么样？”
接下来不是批评就是鼓励。女孩说：“鼓励也是压力。”为什么？比如父母说，“考不好没关系，继续努力，吃完了进屋去吧！”
这句“进屋去吧”，就是驱赶你去学习。
每个家长都觉得这样要求孩子是对的，“都这时候了，就该锁定目标，分分秒秒都用在学习上！”
孩子不懂得该努力吗？
他们对各种道理能倒背如流：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，发展这么快，不学能行吗？如果连高中都考不上，将来能干什么？……用不着你告诉他学习有多么重要。
“不是不知道，就是做不到。”
为什么做不到？主要责任恐怕不在孩子。
全国统一的教育大纲很具体地规定了课本里哪些要“识记”，哪些要“理解”，哪些要“运用”。中考、高考按此出题，教学就要以此为依据，复习以此来备考，老师不敢有疏漏。近几年强调素质教育，但现行的教育大纲里需要“识记”的内容仍然很多。学生说，什么“识记”，就是死记。
应该承认，如今考试的方方面面也在改进，比较灵活的考题也在增多，老师们为对付“灵活题”，不得不加进新的应对内容。如此，减的不多，加的却不少。
一次次的演习性考试，俗称“做片子”，就像防空警报频频拉响，让你紧张得要命！大量试题来不及细看你就要迅速做出判断，只要有几道题卡壳，你就心惊胆战，眨眼间分数就下去了。中考、高考一卷判前途，考不上你就完了！
大量的知识压得孩子抬不起头来，题海要把他们淹没了，没有人会对许多答错的试题兴高采烈。一次次受挫，都在扑灭他们的自信，在不断制造出大量厌学的孩子，伤害自信是对孩子成长期最大的伤害。
或许，这一代孩子处在这个重大教育转型期，正经历着最难的一段跋涉。
就愿跟陌生人说话
爸爸妈妈对我的学习非常重视，平常不让我看电视，周末了，我看个动画片他们还唠叨半天。不看电视也就算了，就连平常我看的课外书也被他们收起来。一回家就把我关在屋里让我学习。我出去倒口水喝，我妈也说：“浪费时间，你不会把开水瓶提进去？”都说要全面发展，我给我爸我妈说了，他们也不听，我该怎么办？
这是京源学校初三的一个女生写给心理学女教师张郁茜老师的信。张郁茜也是王能智主持的“石景山中青年骨干教师进修班”的学生，但在王能智还不认识张郁茜时，京源学校的白宏宽书记、麻宝山校长就亲自到大学应届毕业生中去招来了张郁茜。
这是个很有现实意义的举动，基于两位校领导的共识：当今孤独、苦闷的中学生有许多心理问题，我们必须为学生物色一位心理学教师。
张郁茜是安徽省淮南市人，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时正为自己的去向发愁，因为许多学校更关注的是中考、高考要考的那些科目的老师。中考、高考都不考心理学，许多学校也没有设心理学课，她毕业了向何处去？突然，她遇到了京源学校的两位校领导专门来物色心理学教师，并被选中。
“这是你的办公室。”白宏宽书记说。
“就我一人的办公室？”张郁茜问。
“对呀！”
真是太意外了。因为她已经看到，全校各科教师都是多人共用一个办公室。校领导不但给她配备了单人办公室，还配上沙发和电脑。她得到的是独一无二的环境。
“学校给我这个环境是为学生考虑。”张郁茜告诉我。
“怎么说？”我问。
“你想，学生心里积压着许多隐秘的话，跟家长、跟班主任都不便说，能在大办公室里说吗？这就需要一个让他们感到安全的环境。来这里，可以一对一地跟心理学老师说，配上沙发，有助于进一步让学生放松。”
学校在初一就开设心理学课，让学生初步了解心理学并建立对心理学老师的信任。此后从初二到高三不再开设此课，但全校学生都可以用各种方式与张郁茜老师交流，比如写信。
请看另一个女生写给张郁茜老师的信：
父母很爱我，一日三餐，无微不至。晚上我做作业，他们怕影响我，连电视也不看。但是，我们就像生活在一栋楼里的陌生人。
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，天黑了，我爸我妈走在前面，我独自在后面尾随，就这样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家。大家都不说话，我觉得压抑极了。吃饭时父母也说：好好吃饭，不要说一些无关的事。
什么是无关的事呢，父母就认为，只要是跟学习无关的就是无关的。他们说：有事说事，没事写你的作业去。我想跟他们说些话，常常一开口就被堵回来，我在家里非常孤独。
张郁茜与学生的交流形式多样，常常也用E-mail交流，如果需要直接交谈，就在信里约见或打电话，一切看学生需要。学生来信大部分是用化名，也有少数同学哪怕谈自己“早恋”中的苦恼，也很勇敢地用真名。
我在张郁茜那里看到学生们各种各样的化名：冰凉心情、失落女孩、米老鼠、天堂鸟、秋思、荷花、矛盾、小蜜蜂、小猫咪、梦雪儿、流川枫、樱桃小丸子、灌蓝高手、F、L……其中有不少是动画片中主人公的名字。也有的同学不署名，只在最后写上：“一个想倾诉的学生”、“一个不需要回音的学生”等等。
张郁茜给他们回信也使用他们的化名，学校传达室窗外的小黑板上常常能看到诸如“冰凉心情、小猫咪，有你的来信”这样的提示，使用该化名的同学知道是张老师的回信，就可以到传达室去按约定的“口令”领取。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心事的同学，连张郁茜老师也不知对方是谁，交谈就在悄悄中进行。
张郁茜独特的工作做得颇有影响，家长们都知道学校有个像心理医生那样的心理老师，家长有问题也来找张老师，于是张郁茜办公室的沙发上也经常坐着一位又一位家长。
我问：“来访的，哪个年段的学生家长最多？”
张郁茜随口而出：“初三。”
一天，有位母亲来咨询。
她说：“我的女儿放学不回家，总去网吧。我们找遍了附近的网吧，已经两次在深夜把她揪回家了，可她还是要去。初三了，学习这么紧张，怎么办呀？”
“您别着急，坐下来，慢慢说。”张郁茜说。
这位母亲坐下了。
“您跟她好好谈过吗？”
“谈过呀！”
她爸跟她说，你有什么想法可以说出来，我们好好谈谈。她不吱声。她爸又说，我们是平等的，你有什么话可以说呀！她还是不说。她爸又说，比如你可以说说，你为什么一定要去网吧？她就说了。
“她怎么说？”
她说她也没干什么，就是上网聊天。
她爸说，聊天？聊什么天，跟谁聊天？
她说我也不知道，陌生人呗。
她爸说，跟陌生人聊天？
她说，就是陌生人。
她爸说，跟陌生人聊天那么重要吗？
她说，这是我的事。
她爸说，你什么事，非去不可吗？
她说，我跟人约定的，不能不守信用。
“你听听这是什么话。”来访的母亲说，她爸说，你跟网上的陌生人约什么定，约定干什么？她说我说过了，没干什么，就是聊天。她爸说，网上那么复杂，你跟陌生人聊什么天，有什么意义？她爸气得给了自己一巴掌。女儿就哭了。我们再说什么她不听也不说了，第二天还是要去网吧。她还小，要是被人骗了，怎么办？而且中考就要来了，怎么办？
张郁茜说：“您别着急，咱们商量商量。”
与父母签约
张郁茜说：“不是您的一个孩子这样。您刚才也说到了平等，您想知道孩子们是怎么说的吗？”
“怎么说的？”
“他们说现在很多家长都有平等观念，但家长那‘平等’的后面是有陷阱的，等到孩子把自己的秘密说出来，家长就开始批判了。他们说这还是个‘不平等条约’。”
来访的母亲认真听了，说：“这些孩子还真能说。”
张郁茜说：“孩子们认为，家长越像这样往平等靠，就越显得不平等。他们认为家长没有理解平等的实质，平等不是摆� | 
返回首页
您现在的位置： 